在上海建设文化大都市的进程中，文化原创力成为一个备受关注而又十分紧要的问题。文化原创力，是城市综合实力和社会竞争力的集中表现，也是推进高端发展的必备条件和要素。因此，多年来人们呼唤、重视、推崇、研究文化原创力。
当前，上海正在加紧实现“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在这一时代要求和社会背景下，城市对于文化原创力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长，以形成坚实的核心竞争力，增强文化软实力。随着恩格尔系数的不断下降，市民的文化消费比例也在上升。这些文化指数和城市形态的变化，构成了现代大都市的“原创力命脉”。但客观地讲，当下原创力水平与城市的发展要求，还存在着较大落差。
文化原创力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支撑，也是繁荣文化产业的关键。近年来，我们建造了不少创意园区，也在不少大学设立了创意学院，但这仅仅是起步。目前，优秀的原创作品还不多，质量还不够高，原创理念的迸发还不够璀璨，有影响的原创成果也并不丰富。原创力思维的疲软、原创力认知的肤浅、原创力实践的低迷，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并构成了一种“原创力焦虑症”。这反映出，文化原创力与不断变化的城市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模式和社会认知模式的摩擦和追问。
当代对于原创性的界定，多注重于独创性、开创性、创造性范畴的思维体现和认知运行。这要以知识的积聚、实践的磨砺、智慧的熏陶、观念的开放、思想的升华等作为基础。现在原创力水平不高，可归咎于创意个体的心态浮躁、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注重短期效应等。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群体性或公共性的原因被忽略了，即：推动或促进文化原创力，应是一种公共意识或群体追求，是一种社会化的思维取向。这是提升原创力的一个大前提。
在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中，公共的效应和群体的力量，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只有夯实社会基础，搭建好公共平台，文化原创力才会源源不断。长期以来，在提升城市文化原创力的实践中，我们是存在认识误区和执行盲区的，例如，过度把目光和希望集中在几个业务骨干或专业尖子身上，而忽略了广大的原创群体。因此，上海的文化原创力尚需进一步激发。如，在戏剧界，一部《曹操与杨修》演了数年；在小说界，继《长恨歌》后，好的精品力作似不多见；在影视界，继电影《生死抉择》及电视剧《亮剑》后，叫好又叫座的视觉盛况似已久违；在娱乐界，除了跟风选秀娱乐外，也难见新颖独特的电视节目；在音乐界、美术界、摄影界、曲艺界等，也少见在全国受到关注的优秀佳作。可见，上海要建设文化大都市，还需要一种基于群体互动的原创力阵容。
“群体是人们的共同体，他们按某个或某些特征结合在一起，而这些特征都与他们进行的共同活动，也包括交往有关。”因此，与公共意识相对应的群体追求，在塑造、催生和拓展文化原创力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群体的组成，是一种社会力量的整合和思想观念的趋同。虽然个人的才智及能力，在提升文化原创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从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来看，一个文化原创力勃发而兴盛的时期，必定是群体追求活跃而高涨的时期。如，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正处在一个文化原创力蓬勃辉煌的时期，发挥关键作用的，则是各类大师以群体追求为共同目标的创造取向。再如，海派文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展示的文化原创力成就，也正是以群体追求的形态出现和崛起的。在思想界出现了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在学术界出现了胡适、马寅初、陈望道；在文学界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在书画界出现了任伯年、李瑞清、吴昌硕、吴湖帆；在电影界出现了郑正秋、吴永刚、袁牧之、蔡楚生；在戏剧界出现了田汉、阳翰笙、于伶；在京剧界出现了周信芳、梅兰芳、盖叫天，等等。正是这种群体的追求，形成了那个时代文化原创力的高潮涌起。
当今，上海正在追求“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和社会形象。在这一进程中，只有增强群体追求的公共意识，并使之成为一种自觉的、积极的、睿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使上海的城市文化原创力保持鲜活，生生不息。
(作者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综艺部主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