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无“法”之争的缺憾

　　“中华文化标志城”引起的话题不断，不过笔者关注这件事，倒不在于文化标志城该不该建本身，而在于由这件事引发的这场争论以及这场争论可能产生的影响上。

　　这场争论让我高兴的是人们参政议政的意识增强了。对于这个号称将投300亿元巨资建设、方圆300平方公里的大项目，不少人都能直抒己见，大胆建言，这不能不说是民主意识的一个提升。在争论过程中，舆论的迅速反应，民众的积极关注，特别是众多网友的踊跃参与，都很有些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然而，在旁观争论的过程中，以挑剔的眼光，我也感到了一些缺憾。

　　一是在争论过程中的某些方面似乎存在着应提高法制意识的问题。我观察到不少人忙着表态这个项目该不该建，却很少有人去关心这个项目决策的程序是否规范。平心而论，像这样一个重大的项目，它的建与不建，一定要结合专家和群众的集体智慧，一定得通过一整套法定的严密科学的论证和严格的审批程序去实现，绝不应当是某个人或某些人拍拍脑袋就可以做出的。假如整个论证和审批过程有效，那么，个别人或一些人甚至哪怕一些很有权威的人，也不能凌驾于整个法定的有效程序之上；假如这个决策本身就没有通过合法有效的程序，还仅仅是一个创意，那么，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硬说这个项目一定要建。争论中某些疾言厉色不让建的人，虽然发表的只是一家之言，也给人以不顾程序是否规范，非得听我不可的感觉。而作为主张建的一方的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在他的讲话中也没能很好地申明整个决策形成的过程，只是一味强调一定要建，这使得这个经过多年酝酿的方案显得脆弱苍白，使得山东省作为主张建设文化标志城的一方陷于被动境地。

　　二是争论过程中也存在着如何提高问政方法和技巧的问题。我觉得争论双方语言似乎都比较情绪化。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支持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的发言，遭致众多政协委员的异议。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戏剧家协会法人代表侯露声调激昂地表示：“我作为纳税人，反对用我的钱去盖这样的东西，借文化名义大兴土木。”可是，假如每个纳税人都能够左右某一个项目的建与不建，岂不什么事都办不成了？需知纳税人的集体意志只能通过法定的程序去维护。而争论的另一方，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对于质疑，只是说“允许有争论，但是肯定要建”，这种武断的回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相反很容易激起人们的不满。

　　三是争论过程中人们似乎还感觉到了某些专家令人无法理解的缺憾。比如，原来据称这个文化标志城方案拥有69位院士签名支持，争论开始后，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俞孔坚教授惊讶地发现公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于是，他以《“中华文化标志城”在“欺世盗名”》为题通过媒体发表两点声明，表示自己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聘请。而且，作为专业人员，他“坚决反对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样的荒唐工程”。这就让人们不得不怀疑，这69名院士中，究竟有几个是认真审慎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的，有几个是在别人的鼓动下轻率地表态的，有几个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签上名字的？由此，我们不能不对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专家签名的诚信度产生怀疑。

　　我们呼唤民主与法制，我们呼吁和谐与有序，然而，从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看来，民主与法制、和谐与有序社会的形成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唯有不断提升自己，才能一起推动有法、有序、民主、和谐社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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