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峰：文化标志城只是为了政绩

　　山东省拟投入超过300亿元，在济宁建设一座面积达300平方公里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有学者建议把它建设成“全球华人神往的文化之城和朝拜圣地”，又有学者建议把标志城建设成中国的“文化副都”。该省领导则称：“目标是规划建设体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核心精神理念、核心道德信仰的东方文化圣城和共有精神家园。”当地规划部门宣称：“这将是一个'百年工程'。”（3月3日《第一财经日报》）

　　“造一座城池，以标志一种文化”，在全人类的历史上，这可能还是第一次有人发出如此“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言壮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曾经以如此“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概向大自然叫过阵，如今，我们又开始以同样的气概向文化叫起阵来了。

　　知道世界上有哪坐城市可以标志一种文化吗？想来这些学者一定会笃定不疑地说：雅典标志着古希腊文化，罗马标志着古罗马文化，耶路撒冷标志着犹太文化，麦加标志着穆斯林文化……

　　或许是吧！但是这些城市当其建造之初，就是为了成为某种文化的标志吗？它们最终成为某种文化的标志——如果它们真称得上是这种标志的话，不是因为它们是被当作文化标志来建造的，而是因为生活于它们之中的人民创造了某种灿烂的文化，而后自然地被后人认肯为这种文化的标志。只有这种历史自然形成的标志性价值，才有可能保证一座城市穿越漫长的历史时空，哪怕是在城市本身已完全化为废墟后，仍不失其为这种文化的最明显标志。

　　有权威人士为建造这样一座“中华文化标志城”论证说，凝聚中华民族的纽带是中华民族精神，“而精神需要用物来体现，就像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神庙”。请问：当初古埃及的法老堆砌民骨、糜耗国帑以建造金字塔，是为了标志他们的文化、凝聚他们的民族精神呢，还是仅仅为自己建造一个死后的豪华宫殿？印度的统治者建造神庙是为了奉侍神灵呢，还是为了给后来被称之为“印度文化”的东西插上一个标签？

　　至于“文化圣城”和“朝拜圣地”之说，那就更荒唐了。我们知道，无论是耶路撒冷还是麦加、麦地那，之所以被各自的宗教徒视为“圣城”和“圣地”，成为其“精神家园”，吸引众多教徒穷毕生之力以求万里一谒，是因为这里存在着某种超越性的宗教感情。这种超越性的宗教感情，是一种真正的信仰；而信仰之为信仰，正如基督教经典作家托马斯·阿奎那所指出的，是完全不同于理性的两个系统。但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一个显著的特征却恰恰就是其非信仰主义。“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篇》）。要求一种非信仰主义文化的继承者像宗教徒那样对自己的文化予以某种不容争辩式的信仰，并对这种文化的标志物心向往之，顶礼膜拜，实在是责备于人、强人所难了——更何况这种人为制造的标志根本就无力充当中华文化的真正标志。

　　的确，一种成熟的文化一般总会有一些代表性的标志，但是这些标志从来就不是人为预先选定的，更不可能由后人特意建造而成。至于文化精神，如有某种适当的有形之物予以标志体现当然最好，要是没有，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键还是要看这种文化精神是否真正在人们的心灵里扎根。

　　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文化最多元的国家，以致有美国人惊呼美国已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一国两种文化》）；但是同时，包括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在内的众多研究者又坚持认为，美国仍然是一个相当团结的国家，“合众为一” （E Pluribus Unum）仍然是对美国的最好描述（《终归是同一个国家》）。世界最权威调查机构之一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国民意志研究中心一项对34国国民进行的调查结果也证明，美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国的人民（《环球时报》2006年6月30日号第5版）。美国之所以能够在文化差异如此之大的条件下保持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实现国家的牢固统一，根本原因在于分裂的美国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有一种“宪法共识”基础上的基本认同：分歧再大，不会超出于宪法表达的核心精神之外。“将我们定义为一个国家的不是其他的渊源，诸如宗教、种族、语言或民族的渊源，等等，而是这三个文件。这三个文件所确定的普遍义务为我们的民族作了定义，我们所共享的信念——自由、平等和正义将我们维系在一起。”所以，当美国人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标志时，进入他们眼帘的，不是位于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两端的那两座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物——国会大厦和白宫，甚至也不是宾夕法尼亚大道中间那座为了刻度国家文化高度而专门建造的国家档案馆，而是深藏于国家档案馆内的那三份历史自然形成的珍贵文件：《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纪念美国宪法颁布200周年委员会编：《美国公民与宪法》序言）。

　　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而言，可以凝聚一种文化的精神、定义一个国家的渊源虽然仍然多种多样，但是最核心的只能是凝聚于国家宪法之中的共享信念和基本价值观。与其浪费天文数字的人民血汗钱去建造一座虚无缥缈的所谓“中华文化标志城”，不如切切实实地深入开展公民教育，以公民教育凝聚宪法共识，在宪法共识基础上形成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精神理念。

　　其实，细究那些力主建造“中华文化标志城”者的真实用心，无非下列几种：当政者赢得政治业绩，操刀者捞取经济实惠，舍此而外，就只剩下部分国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肆意膨胀了。谓予不信，请听他们的自白：“要使标志城规划建设的过程成为全民参与讨论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成为扩大齐鲁优秀文化影响力和提高山东在海内外知名度的过程，成为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提高山东文化软实力的过程。”“建立孔子博物馆，孔子像最好高168米……使它成为一个教育人们的主要基地和世界上的一大景观。”“我们有必要使天下大同的理想不仅成为中国人的理想，而且顺应历史潮流成为整个人类的共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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