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周维权先生

2007年仲夏，洱海之西，薄风阵雨中，我行走在苍山脚下的田野里；葱绿的稻田上，镶嵌着一块块方正的玉米地；几把彩色的雨伞在田埂的线谱上跳动，由近及远，消失在绿荫掩映的村落里；白雾沿着山坡的林冠升腾入空，一切尽在飘忽与迷幻之中。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周维权先生，他就来之于我脚下的土地，却刚刚从我所来的北方大地上仙逝，轻轻的，不声不响，却如这眼前的白雾那样纯然清新。我的眼睛一直模糊，不是因为这雨，而是因为悠然而持续的悲凉和敬意。

　　与周先生无任何学界的门户之缘，我对他的怀念与哀思，发自我内心深处对这位前辈深深的敬意。这种敬意源自他精彩至理的文字和与他的有限、却至今清晰在目的几次接触。一次是我本人20年前的硕士论文答辩会，他是我导师陈有民先生的好友，当时周先生与王秉洛先生，还有已故前辈汪菊渊先生同为我的答辩委员会委员。我当时的研究题目是风景美学的定量化探讨，当时在国内鲜有先例。周先生听完我的汇报，静静的、闭目沉思良久，然后轻轻的、用非常平和的声音，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风景是连续的，你的49张单一幻灯的逐个评价能代表人的连续感知吗？”我用电影蒙太奇的原理说明连续的场景可以有多个离散的画面来构成，因为人的感觉本质上是主观的，这种主观的感觉是因为人的生理能力所决定的等等。先生听完，点点头，静静的、微笑着，靠在座椅上，然后就是鼓励的话语。这画面至今如此清晰。此后，便是几次会议的野外考察同行，每次他的脖子上都挎着过了时的135相机，收集资料，总让人感觉是个学生的样子，谦逊而安静地在不断吸取着营养。

　　十多年后的2001年夏天，我邀请周先生做我的学生王志方和孙鹏的答辩委员会委员，学生的研究题目是云南的乡土景观，当然是先生最熟悉的领域了，又是关于先生家乡的。他欣然同意，并认真帮助指导他们的论文。答辩完后，我请周先生与我的所有学生一起吃饭，在一个十分拥挤、简陋的餐馆里，除了周先生，我就是年纪最大的了，所有在场的人都是周先生孙子辈的。周先生上座，我们挤在一起，很热，却如此开心。先生话语很少，却总能感觉其智慧的灵光，并给人以鼓舞。然后他坚持要自己走路回家。我还听云南建水当地的领导说，周先生后来还专门跑到我学生研究的哈尼族村寨黄草坝，去实地考察，验证我学生的工作。那时，先生已有75岁高龄了，令我感佩不已。

　　最让我油然而生敬意的是先生对中国古典园林的透彻研究和至深的理解。当我读到周先生《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二版）的总最后一段总结性的文字时，不禁拍岸叫绝，感叹一位老前辈竟然有一颗如此蓬勃向上、创新求真的心。先生说：“人类社会过去的发展历史表明，在新旧文化碰撞的急剧变革时候，如果不打破旧文化的统治，'传统'会成为包袱，适足以强化自身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一旦旧文化的束缚被打破、新文化体系确立之时，则传统才能够在这个体系中获得全新的意义，成为可资借鉴甚至部分继承的财富。就中国当前园林建设而言，接受现代园林的洗礼乃是必由之路，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除旧布新，而这个'新'不仅仅是技术和材料的新、形式的新，重要的还在与园林观、造园思想的全面更新。展望前景，可以这样说：园林的现代启蒙完成之时，也就是新的、非古典的中国园林体系确立之日”。

　　这文字像是宣言，何等铿锵，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一位身材矮小单薄，而显柔弱的老人；这文字如同“五四”新文化时代，同样来自清华园里的呐喊，让人不敢相信竟然出自一位从不大声说话，平静若秋水的前辈。其睿智与深邃，源于先生对历史精深探究；其高远与先知先觉，源于其广博宽容与深厚。

　　当下，应大理州政府之邀，来此苍山洱海，先生之家山故土，进行景观规划与乡土遗产研究。学生们与我走上了周先生曾经走过多次的田埂，探寻先生曾经探访过的村寨，触景生情。问那一平如镜的洱海，堪比先生之宁静呼？看那缠绵迷雾里的苍山，堪如先生之深邃呼？

　　“鸣鹤于九皋，声闻于野。”周维权先生者，真学者也！

　　2007年7月30日，于北京